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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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偉立:「雜木林美學」與迷路的必要

作者   /   阮慶岳 | 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系教授

一  生涯的再出發
 
廖偉立是台灣建築界正進入創作成熟期的幾位代表者中,演繹力道與功夫都顯得渾厚紮實、也自我要求極其嚴格的特殊者。他早期(自90年代中)選擇以條件相對拮据也程序複雜的中小型公共工程,作為正式追逐建築理念的踏腳石,20年下來成績逐漸豐碩顯現。
然而這並非是他在沒有其他選擇下的不得已決定,因為他更早在80年代,就曾經成功地以商業建築經營出一片名利均具的天地。之後,在某個機緣的自我反省下,決心放棄這塊現實成果,帶著妻小赴美唸書,並在返台後選擇重新起步,完全棄絕商業市場的邀請,專注經營利潤極低、卻較能伸張自我建築理念的公共工程,篳路藍縷地堅持這條顯得孤獨的建築之路。
我與廖偉立的互動,其實一直算是頻繁,因此也能持續對他作品的序列演化過程,有著相對近距離的觀察。在收錄於《弱建築》的文章〈渾建築/廖偉立與雜木林美學〉裡,我曾經以他早期的橋樑作品系列(「交大景觀橋」、「彰化王功生態景觀橋」及「銅鑼自行車橋」),作為廖偉立前階段作品的觀看與論述主軸,試探做評論。
 
 二  「勢」與「韻」
 
    在那篇文章裡,我以「勢」與「韻」,作為分析其作品特色的切入點,這裡先引一段文字,作本文論述時的源處:
「廖偉立的建築美學觀,雖然源自現代主義的基本信仰傳統,但他卻不斷在其中尋找變奏與分枝發芽的可能。建築材料的特質顯現,雖然最終常會扮演鮮明的角色位置,但他其實卻常是直接從形態(而非材料或構造特性)著手,也就是說建築體的『勢』與『韻』,才是決定他建築語言的先行者,材料是配合這觀念下,因應而生的後續協力者。
「在追求這樣的『勢』與『韻』時,廖偉立會迴避固定與可被預期的答案,而採取一種更接近原型的不可知性,作為尋找美學可能的方式。這樣的新可能,尤其可見到他的關注點,集中在形體美學與環境關係的答案破解上;因此,建築外型的某種自我辨證性,就成為廖偉立此階段最容易被辨識的特質。
「這樣意圖尋求原型、模糊與不可知的態度,讓他的建築展現出一種渾濁的可塑性,一種帶者莽莽氣勢的原生個性,以及他前述提及對未來躍躍然的生命力。這些特質交織出一種熱烈的未明期待,好像什麼尚在遠方的新生命,即將要被召喚的誕生出來了。」1
整體而言,這階段作品的真正著力點,主要是放在建築造型美學的思考,以及其與材料特質和結構系統的搭配上,同時會加入一些以人的行為為本的異質內容(例如咖啡店、眺望台等),作為建築主體的陪襯節奏。而真正重點所在的前者,尤其著重視覺節奏、韻律與莽莽外放氣勢的營造,強調量體的動態平衡性格,也立即有著鮮明可辨的成績。
如果細看廖偉立此時期的作品,可以見出他如何透過構造系統(主要以外露的鋼骨/金屬系統、與具包覆性格的混凝土系統)的選擇與使用,巧妙傳達輕盈與沈重兩種美學的對語。早期的橋樑系列作品,或因條件屬性的關係,多以鋼骨結構為主系統,傳達了輕盈如「勢」的動態美學,後期作品逐漸見到更多混凝土與鋼骨的交錯並用,甚至增多與其他材料(磚造、石造與木構等)的多元共構,整體上看,土石厚重感的比重加大,見到更多對空間節奏的轉折,以及利用材料來製造視覺對比差異,藉以呈現出「韻」的風格。
 
三  雜木林美學
 
之後,廖偉立接續以另外三件作品:台中基督救恩之光教會(簡稱救恩堂)、板橋府中路人行陸橋與雲林勞工育樂活動中心,呈現他這樣更趨向多元與多語的性格。若是以輕盈與厚重的觀察角度做解讀,其中的「救恩堂」應是此時期重要的代表作,更是他後期新啟「教堂系列」的奠基作品。
救恩堂將鋼骨(金屬材質)的輕盈,與混凝土的厚重,渾然一體地成功結合在單棟建築裡。整座建築主要還是以清水混凝土的雕塑/量體性格作呈現,建築頂部則轉成以鈦鋅板與彩色鋼板為主的曲體,雄渾厚重與流動輕盈的銜接融合,顯得成功與巧妙。
這樣以鋼材與混凝土交錯共置的手法,對於廖偉立並非新例,在更早完工的「雲林勞工育樂活動中心」,也可見到類似的操作,但是「救恩堂」的特殊處,在於態度上的更顯自信也成熟。這同時呼應廖偉立不斷述說的「雜木林美學」,所強調多元並置的設計理念,這應該也是廖偉立至今最重要的文字理念聲張。
他寫著:「台灣身處亞熱帶緯度,具有雜木林多元共存的林相,同時歷經政治多次片段的變遷、交替……,展現出類似連續/不連續、生存/競爭、融合/分裂、主流/非主流、合作/對抗、相依/分離的多元複雜面貌。」2
也就是說,我們若回頭檢驗廖偉立的美學觀,確實見到「多元與複雜」價值的實踐意圖與面貌。而且,更重要的是這部分美學的發展,確實是有機會與台灣社會與自然環境的現貌相銜接,藉此發展出屬於台灣風土環境的獨特建築語言。
廖偉立對混凝土的厚重美學運用,其實在最早期的「宜蘭地方法院競圖」,已然令人驚豔注目,可惜未能獲選與實現。在那之後,廖偉立以鋼骨的橋樑系列作為主要發展方向,也建立他早期為人所清晰記憶辨識的風格,反而那樣以厚重混凝土形塑空間秩序節奏的厚重風格,就一度有些少見。
但是,不管是「勢」或「韻」的追求,都是仍著力於形與體的美學,形而下性格依舊為主調,視覺辨讀也是主要的依賴處。「救恩堂」的出現,除了算是有風格面貌的突破性整合,其中對於自然光線的豐富運用,讓這座本是宗教性質的建築,顯現出些許類同形而上的聖潔性格。
 
四  多元與複雜
 
先回到光線來談談吧!
「救恩堂」呈現的光影豐富性,絕對是所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台灣少數能夠成功與光線積極對話的現代建築。雖然在廖偉立早期未能實現的「宜蘭地方法院競圖案」,已然可見到某種渾厚的垂直光線,以類同路易康的聖潔性格展現,「救恩堂」的光線運用,則顯得層次更為細膩與多元豐富,午前的光線依水幕牆垂直流淌來,下午則直接投射入大廳,既是大器且有變化,其他梯間、牆洞等的光線思考,亦見到設計者的用心。
對光線的捕捉與實驗,應是廖偉立一條不可輕忽的觀察脈絡,甚至始自他2002年的「東演山公廁」,就可見出對天光著迷的跡痕。但大半的光影效果,多半還是在他以「厚重」作操作的作品裡,那樣讓光線與牆體對話而生的光影,賦予了空間更奧秘的性格,光線在控制與不控制間,自由揮灑與適時收放,顯現更多元的層次個性。
    廖偉立近期的作品,穩定地陸續推出,越顯成熟與自信,其中最引我興趣的是在南投九九峰下的「毓繡美術館」。這作品延續他已然建立的過往特色,譬如由路徑來導引空間,產生「類章回小說」的連續/韻律感,關於這部分,他曾在敘述「太平陳宅」的設計自述時,這樣寫著:「室內或戶外空間形成一種迂迴的、間接的、曖昧的、含混的『慢』(Slow)空間。人在庭園與建築物內部的流動(movement),與中國園林一阻、二引、三通的觀念隱隱扣合。建築像一個過濾器。人的生活,像中醫講人體的『氣』,要能理氣,血才能順,才能生筋活絡。」
    其中,強調空間的緩慢與氣息的流動,以及隱約暗示著承襲自中國園林裡的手法,或是類同戲曲「遊園驚夢」般的時空交錯感受,也是以空間對時間提出的辯證與再定義。
    另外,則是對待材料與構造的方式,顯現出由「雜木林美學」,所衍生對於「多元與複雜」的實踐。值得注意的,是開始對於在地材料(譬如基地附近撿拾砌牆的石頭與既存的葡萄藤架子)、以及在地工人所既有的熟悉工法(譬如借重在地工人的砌石技巧),有著更多的倾靠與關注。
    基本上,廖偉立對於材料與構法的信仰與方向,並沒有巨大的改變,只是與在地環境作連結的企圖,卻有更為顯現與重視的傾向。由此,也使得他的作品,對於現代主義所固有以自我本體為中心,以及強調科技化與標準化(因此蓄意忽視文化、環境與現代性進程的差異性)的傳統,也開始有著思辨的跡痕。
    這樣對於發展百餘年現代主義的路線,所做出的思辨與在地調整,可能就是台灣建築師(譬如謝英俊、黃聲遠與邱文傑等),此刻皆有著想去挑戰與關注的重點趨勢。
    若以廖偉立為例,「雜木林美學」應是他迄今最核心的建築思考,其中對於「多元與複雜」的探討,立即可讓人聯想到范求利著名的《建築的複雜與矛盾》,直接挑戰現代主義以菁英與理性為核心(因而忽視常民文化的現象與發展)的書籍,所鋪陳出來後現代主義發展的思想依據,其中也強烈宣示以理性及效率為據的單一標準化路徑,或者不是現代性必然依賴的唯一答案。
    也就是說,在談到「多元與複雜」的價值,所觸及的其實是更為深遠與龐大的現代性問題。因為「現代建築」與所謂的「現代性」,本就是互為因果也息息相關,因此,以啟蒙運動為基礎的理性思維系統,對於現代性發展的成全/奠基,與因之而生的制約/框綁,可能同樣地發生在現代建築的身上。
 
五  迷路的必要           
 
    廖偉立的「雜木林美學」建築實踐,有意無意地遭逢了這個問題,因此勢必也要提出他的回應與答案。
    關於這部分的質疑,其實早在百年前已有多人提出探討,譬如20世紀初期的德國重要學者本雅明(1892-1940),在《柏林童年》文章一開張,就這樣描述一個當代知識份子,究竟要如何面對正逐步工業化與都市化的柏林:
 
    在一座城市裡迷了路,算不上什麼。要想在一座城市裡走失,就像在森林裡走失一樣,得有點本事才行。
 
    本雅明所談當時的柏林,其實就是由理性思維所構築的現代城市,也是現代理性文明的進步證明表徵。而一個人進入這樣巷弄分明的道路系統裡,有如進入理性價值的分門別類脈絡,若是依賴這系統的指引,絕對是可能在單一的門類路徑(或固定疆域範圍)裡,可以有效率上的收穫成果,但是卻可能因此失去在面對整座城市時,更為重要的全觀與綜攬能力。
    這就是本雅明最為擔心、人類文明可能因此集體「只能走失,卻無法迷路」的時代問題。而這樣藉以破解的全觀與綜攬能力,就是本雅明念茲在茲蓄意想去「迷路」(以脫離理性制約)的能力,也是對此刻人類文明走向的某種質疑與對抗。
    對此,本雅明繼續以神秘現象與日常現實的關係,提出他對此的破解方式。他在1933年寫了兩篇論文:(相似性理論)、〈論模仿能力〉,主要談到與創作相關連的「模仿」,並指出在宇宙與人之間,本具有某種相似性的聯繫關係,因此人類(尤其在遠古時期的人類)往往能透過全觀的感知能力,掌握這樣透過相似性、而得以模仿與再現的模式,譬如透過觀察天象的運轉、來解讀人間世事的意涵,是一種透過感知整體、並化約成相似情境的創造過程。
    這種透過感知與化約,以解讀整體的能力,是在理性化的過程裡,人類不覺所喪失的本能,也是本雅明所以宣稱必須「迷路」的原因。在此刻亦步亦趨依循著現代性價值指引的建築領域,同樣可以見到這種全觀價值的喪失,因此,個體蓄意地「迷路」的必要,或也是現代建築仍待獲取的態度。
    回到廖偉立的「雜木林美學」以及他的作品,我們似乎可以閱讀到對於直覺與全觀的若干回應意圖。但若是究極去細看他的創作過程與結果,可能與此最為接近的部分,還是要落在廖偉立迷人的手繪稿及詩作的創作上。在他形塑與捕捉創作物原型的初稿階段,我們見到廖偉立對於設計的基地/使用內容/造型,甚至材料、工法與細部,都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近乎直覺地),以接近即興似的鉛筆或水彩手稿,做出一種類同全知的化約與模仿,而能迅速勾勒出來整體答案的約略雛形,推演過程是直覺多於理性,而常與此伴同而生的詩作,也有著同樣直率的個性。
    我無意說廖偉立已經具有本雅明宣稱的「迷路」的能力,但或許在無意識間,他以能讓直覺做駕馭的手繪稿及詩作,確實回應了本雅明對於「整體/局部」的呼應,以及藉此在「感知/推演」間作拿捏與思辨。
 
 六  神秘性與複調
 
    在此,我也藉由廖偉立的作品,繼續衍伸一些現代性與現代建築相關的思索。先回到前面所提有關「迷路」的議題,本雅明的所以宣稱必須迷路,其實是為了觸及理性之外,依舊不可知的神秘性。對於這樣神秘的存在,以及其與日常現象的關係,本雅明作了他的詮釋:
 
    對神秘的、超現實的、魔幻般的稟賦和現象作認真的辯證,前提是辯證地將這類現象同日常現象結合起來。……從而將日常之物,看作無法洞悉的,將無法洞悉之物,看做日常的,並藉此在日常之物中發現秘密。3
 
    本雅明強調必須對不可知的神秘宇宙,抱存著更大的尊敬,並特別強調所謂的神秘性,其實就依存在我們日常的普遍現實,完全無須遠求,端看自己有沒有能力「將日常之物,看作無法洞悉的,將無法洞悉之物,看做日常的,並藉此在日常之物中發現秘密」。
    因此,所謂的「日常」,其實本與神秘有著很大的關連,也可能是神秘的寓身之地。關於神秘究竟是什麼?我想引基督教神秘主義者西蒙娜‧薇依《在期待之中》的一小段文字做參照:
 
    有時,頭幾句經文就使我的思想脫離肉體飄逸而去,將它帶到空間以外的某個地方。從那裡望去,一片冥茫。空間敞開了。感官的、普通的空間無限性,被第二等、有時是第三等級的無限性所替代。與此同時,在這種無限的無限性之間,是一片寂靜。這種寂靜並非無聲,而是積極感覺的對象,它比聲音的感覺更為積極。如果說有什麼響聲,它只有穿越了這種寂靜之後,才傳到我這裡。5
 
    薇依在談論的思索重點,是宇宙中關於存在的「有限性」與「無限性」,以及某種無可描述的「寂靜的聲音」,是一種必須透過全觀感知,才能夠接收到的第二級、第三級「無限性」,也是非單一話語的敘述性。而且,好的作品本就會發出這樣「複調」的聲音,也就是說,會在傳出第一層次的聲音後,還繼續傳出第二、第三層的聲音,這些聲音常常超乎創作者的安排,因此也不容易聽見,但這可能正是神秘訊息的所在。
    這種由複調而生的神秘性,也許恰恰就是現代性與現代建築,依舊還顯得闕如,也因此無法「迷路」的原因。曾經以「複調」來形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巴赫金,曾經藉著陀氏的作品,對此議題這樣說明著:「有著眾多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真正的複調──這確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長篇小說的特點。在他的作品裡,不是眾多的性格和命運,構成一個統一的客觀世界,並在作者統一的意識支配下層層開展;這裡恰是眾多地位平等的意識,連同他們各自的世界,結合在某個統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間不發生融合。」6
 
    巴赫金談論的「複調」,是一種由宇宙與現實自然生成的多元,這是迴避掉過度控制後的複雜,也是一種在同質制約與多元分歧、單一與複合間,依舊不斷在尋找平衡點的辯證。這其中可以思考探討的,當然是在建築設計的整體過程中,設計者的意志與建築體的具象呈顯,究竟算不算是唯一主體的問題,以及在主客體的分別之間,如何能讓自己既使主體讓位,卻依舊可以清晰發聲的可能。
 
七  鏡子與明燈
 
    關於這些,美國學者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在以浪漫主義為論述對象的著作《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7,提出來一些觀看作品的視點,可以作為這樣討論的參考。
    基本上,艾布拉姆斯認為鏡子與明燈,都可以作為心靈意圖展現時的隱喻,他在書中這樣談論二者間的差異:「一個把心靈比做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另一個則把心靈比做一種發光體,認為心靈是它所感知事物的一部份。前者概括了從柏拉圖到18世紀的主要思維特徵;後者則代表了浪漫主義關於詩人心靈的主導觀念。」
    心靈若是作為外界事物的反映/反射者,就牽涉到有如明鏡般對世間萬物的模仿或再製。但是作者說「柏拉圖指出……詩人在創作時,不能依靠自己的技巧或知識,而必須等候神賜的靈感和自己的心靈迷狂」,並且還說「所謂天才,就是能夠在『熟見的自然現象中』,發現『千千萬萬個新的變化、差別和共同點』。」
    反之,心靈若是作為一種發光體(明燈),並且意圖與外界事物同為一體,它的要義就是要透過自身的想像,使外在事物的表象,能夠與心靈的願望合一,也就是說:「一件藝術品本質上是內心世界的外化,是激情支配下的創造,也是詩人的感受、思想、情感的共同體現。」
    二者的差別,在於創作動力的不同,一個源於對外在世界認知感受的轉譯,一個啟於主體內在創造性想像的驅使。二者的主體位置雖然有異,但似乎同樣對於創作者過度依賴「技巧或知識」,有著隱約的批判態度,也暗暗期盼心靈直覺與感知能力的得以再現。
 
八  現代性的危機與省思
 
    當然,這也回歸到高度頌揚/依賴科技的現代性,是否過於依賴單一主體的問題了。尤其,現代性的自身主體,是無法單一化約成因,也無法簡單的歸納其未來路徑,因此分歧與辯證的發生,絕對是自然也必要的,如果盲目也一廂情願地依附其片面價值,反而有可能造成文明發展的傷害。
    譬如在現代化的進程上,起步最早並一路領先亞洲諸鄰的日本,有福澤諭吉在1872年起,總共推出了十七冊的《勸學》8,鼓吹學習西洋「文明開化」真髓,主張遠離無現實作用的漢學,效法西方的「實學」,以期能讓「日本獨立、富國強兵」。之後,他依此將現代化等同進化論,轉而強調「國權」優先於「民權」,並於1885年發表了「脫亞論」,改以資本積累的角度,構想著日本帝國主義發展之路,與間接地造就了日本二次大戰的最終失敗。
    日本現代化的成功起步,卻以帝國主義的失敗收場,暗示了「現代」所依賴的「實學」(譬如科技),可能衍生的傷害性。尤其以實利、競爭、富己為出發點,置他人為零合對手與食物鏈上下層結構的觀念,更是叫人遺憾與感嘆。現代城市與建築在亞洲的發展,目前或許還沒有看見這樣直接壓迫的現象,但意識形態的底層裡,可能依舊是流著類同的血脈,必須自我提醒。
    關於這部分,霍布斯邦在《資本的年代》,清楚點到了「現代性」,如果過度依賴科學的可能危險:「追求藝術的科學極致,是條很吸引人的道路,因為如果科學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基本價值,那麼個人主義、競爭就是其他價值。……其次,如果藝術與科學相似,那麼它應和科學一樣具有進步的特點,進步使『新的』或『後來者』(在某些條件下)變成『先進的』。這對科學來說沒有問題,……然而在藝術上則不盡然。……進步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事實,而『進步主義者』一詞更只是政治用語。藝術上的革命者通常很容易與政治上的革命者相混淆,……也都很容易和另一種極不相同的東西相混淆,即『現代性』。」9
    
九  自由,自在
 
    因此,再回看廖偉立的建築,其中似乎對現代性究竟的信仰與質疑,出現猶疑擺盪的狀態。乍看下的服膺追隨,卻有著以「雜木林美學」為據,多元與複雜的操作,也以帶有手工美學與詩/畫的實踐,破解理性的必然與單調,意圖在也許會讓人走失的現代性裡,藉由迷路以循得另外的蹊徑。
    我期待廖偉立的建築路途,可以維持著永遠處於未完成狀態的「自在」,以及可以因為迷路,而獲得真正的「自由」。就引廖偉立寫他在操作建築時,自我期許的關鍵詞:「自由,自在」,做本文結:
 
   「自由」是指在建築創作中,徹底擺脫各種繫縛,是內省的,去主義、去方法、去理論的。主 / 客觀的思考互動。無時無刻隨著基地、內容再定義的不同、深入、改變而有所因應。「自在」是指人造物完成或未完成時,是外觀的,與環境、人、活動的相互狀態,是能相融相合的,一種類有機的,隨著時間、空間的變化,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對話與氛圍。是故建築的發想,是一種可辯解的反駁過程,是一種不確定,沒有預設、後設理論的發現過程。我的建築因應不同的條件與狀態,所顯現的形式或許「多樣」,但追求建築真實的態度是一致的,追求原本與模糊不可知的力量,企圖展現出「渾然」的可塑性、互動性與不確定性-建築如「水」,隨「方」就「圓」,無處不「自在」。10
 
 
 
1.     阮慶岳,《弱建築—從「道德經」看台灣當代建築》,台北;田園城市出版社,2006:48-50
2.  程紹正韜、謝英俊、廖偉立、阮慶岳,《黏菌城市—台灣現代建築的本體性》,台北;田園城市出版社,2003:50    
3.     Walter Benjamin,《班雅明作品選:單行道、柏林童年》,李士勛、徐小青譯,台北:允晨,2003。
4.  Sven Kramer,魯路譯,《本雅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28-31
5.     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在期待之中》,杜小真/顧嘉琛譯,三聯書店,1996:27
6.     巴赫金(M.M. Bakhtin):《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三聯書店,1988:29
7.   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 (The Mirror and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酈稚牛等譯,北京:北京大學,2004
8.     福澤諭吉,黃玉燕譯,《勸學》,台北;聯合文學出版,2003
9.     艾瑞克‧霍布邦斯(Eric Hobsbawm),王章輝等譯,《資本的年代》,台北;麥田出版,1997:438-439
10.   阮慶岳編著,《閱讀亞洲當代建築:30建築師 × 30關鍵詞》,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