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談的是我的學習與反省。

由於命運使然，我學習建築的道路，是曲折的、迂迴的、曖昧的、含混的……，非直線式「迷路」狀態的學習方式，反而加深了我反覆觀察、摸索，發現事物核心的機會。

 

 

 

離開通霄迷宮式的小鎮及田野、山巒、河海……等在大自然環境中自由自在遊戲，探險成長的童年。高中讀的是北市高級工業學校，而非一般的普通高中，提早進入建築實務的訓練，當時扎實的技術訓練，讓我有機會親手碰觸各種建築材料，刨木頭、砌磚、攪拌水泥、畫施工圖等基本功的訓練。在我高工求學的七十年代，職校注重手作、實作的教育方式，恰好呼應二戰時德國包浩斯（Bauhaus）學校「做中學，學中做」的理念。當時包浩斯學校成立的目的，就是期望結合建築、藝術與工藝，企圖抹除工匠與藝術家或設計師之間的界線，理論與實務並重，進而影響了歐美甚至全球各方面的設計發展。這種注重初步技術基礎的訓練與實踐，使我對建築學的初始認知，有一個誠懇而對真實的材料與技術操作的開始，用身體的五感開始學習建築。

 

從高工進入台北科技大學，最深刻的收穫是王大閎建築師的設計課，他話不多但評論設計，單刀直入一針見血的能力讓我印象深刻。做好設計不能急著尋找答案，而是先發掘「問題」在哪裡。也記得畢業多年之後，某天路過台北市仁愛路穿越行人斑馬線時，看到前方一位抬頭挺胸、態度從容、氣度不凡的老者踽踽獨行，原來就是王大閎建築師，當下讓我深刻儆醒，做好建築之前，一定要好好做「人」。以誠懇的態度與內心去面對每天遇到的人、事、物。

 

接著插班轉學，剛好碰到也在淡江大學就讀的李双澤事件（剛過世不久），他是台灣校園民歌的催生者之一，也是台灣文化，社會反省爭取自主獨立思考及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在這樣一股莫名大家想問自己是誰的氛圍下，讓我強烈意識到課堂上老師延續西方現代主義思維下的課程顯得樣板而且僵化，並與我對現實生活環境的了解有很大的理解落差。所以在淡江大學這段求學期間，我開始拿起畫筆，用雙眼去觀察，感受周遭的環境，用雙腳上山下海，能走到的地方就去畫，並且用心覺知台灣常民駁雜的生活日常樣態及發現應變環境變化的強韌生命力。淡水鎮的老街、巷弄、廟宇、古蹟、渡船頭、觀音山、大屯山及學校周遭錯落有致的民房，都是我課後閒暇時流連忘返的地方，也是我筆下重要的取景主題，畫畫對我來講是一種看見也是一種信仰。那時我對老鎮的紋理、淡水河沿岸地景及村落的現象都有深入的紀錄與體驗。憑著自己對淡水這個四年理解，提出「淡水渡船頭堤岸設計」的畢業之作，充滿對淡水的感情、熱力與想像，企圖從城鎮的文化，社會發展的脈絡下，挑戰建築新／舊、人工／自然、時間／空間、儀式／休閒……的對話與反省。最後順利贏得當年畢業建築設計首獎，並榮登聯合報版面。畢業設計讓我從單體建築物的設計操作，跨越到城鎮紋理的規劃思考與練習。如何深入鄰里與社區？如何深入城鎮的都市紋理？如何與常民駁雜的生活能量接軌？他們之間的關聯又是如何？我從綿密、詳細的調查與親身對現象的觀察、體驗與覺知，不斷的挖掘、尋找、發現事物的核心與新的未來可能性。

 

畢業之後，立即投入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的設計工作，看到李先生企圖對中國建築如何現代化／現代建築如何中國化的思考與實踐、挑戰與挫折、成功與失敗。

 

當時自己也正在摸索自己建築的道路，僅管並不十分同意李先生以符號、圖騰的轉換詮釋中國現代建築的問題，但對李先生勇往直前的強烈使命感和強烈挑戰的勇敢與氣度，還是十分佩服，接著到理性務實的潘冀建築師事務所學習實務和專業的知識與技能及蹲馬步，並有充分練習基本功的機會。

 

工作七年之後，再回到東海大學念建築研究所，論文師事關華山先生，以記號學的研究對傳統住宅及風水作解析，對形式背後所隱藏的意義，當有更深刻的認識與了解。但影響最深的還是生活其中，對校園環境的親身體驗，令我刻骨銘心。東海校園由貝聿銘、陳其寬、張肇康規劃設計，深受現代主義的簡潔流動性及中國庭院、廊道聚落的圍合感的影響，使建築與周遭相思林及自然環境形成廣宏幽美的關係，尤其路思義教堂雙曲線合掌型的四片曲牆（Conoid曲線）與光影形成一個簡單又微妙的關係，把建築的空間性、結構性、構造性、材料性偶合得非常到位，給我思考建築另外一層的啟示與生活體驗。我想東海應該是歷史因緣下台灣最好的大學校園了，氛圍與環境對我來說，是一種洗禮與修養，比在學校學到了什麼知識更重要！

 

身為建築師視野開闊的看見非常重要。設計的界限（Limitation）猶如一個繭、一個殼，如何一層一層的將它破解開來？直見事物的核心？常常是我建築創作路上反覆摸索與思考的問題。因緣際會，由於好友優秀的建築創作者徐純一老師的引薦，認識已故美國知名學者與創作者｜美國丹佛大學建築系教授道格拉斯‧達頓（Douglas Darden），來所看過我的作品與設計手稿，建議我應該出國再多多見識與磨練。腦海記憶依舊清晰如昨。熱烈交談之後，達頓先生迅速捉住我的手擺在紙上畫出圖形，並寫著Shells to expand Life（自我破解之意吧！），心想唯有不斷的突破自己的限制，才有往前進一步發現新的可能性，引發了擴展自己視界(Vision)的強烈慾望與需求，當下我斷然決定暫時結束事務所出國再看看的強烈動力，並時時提醒自己，要避免陷在專業與自我的窠臼裏，不應遠離土地及常民生活真實的需求。

 

南加州建築學院（Sci-Arc）位於美國洛杉磯市，是一個強調手作與電腦並行，並鼓勵自由想像與活潑創意的學校。在那裏碰到深刻影響我的老師。柯伊‧霍華德（Coy Howard）及埃瑞克‧歐文‧魔司（Eric Owen Moss）。雖身為西方人，霍華德卻對東方哲學頗有研究，甚至十分認同老子的道家思想。他莊重的告訴我：「唯有回到母體，才能做出好建築。」，跟霍華德討論設計，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設計怎麼做他都不滿意，這讓大學設計如魚得水的我深感挫折，他常常用一、兩句話就把我逼到角落，一種退無可退深刻痛苦的「撞牆」經驗，當時無論再怎麼掙扎好像事倍功半，一切努力好似枉然。還是經過多年之後，經過歲月的淘洗、心靈的沉澱，才能稍稍坦然地往前跨進一步。而魔司個人獨特的猶太裔性格，常常與我分享：「敞開心靈，挖掘自己最大潛力與可能性，才有可能做出好作品。」，僅管霍華德‧魔司兩人的建築風格與信仰有相當的差異，但追求建築追根究底，企圖撞破極限高牆的一致的態度，讓我印象深刻。

 

求學過程中最大的衝擊也是最大的收穫。就是魔司出題的「以色列博物館」的設計課。出國之前，自己在設計時常常文思泉湧、進退自如，但面對這個異國課題，卻完全沒有靈感，「我很勉強做出來，雖然概念不錯，但做得不好。那是文化的差異，有人做設計不必跟文化對話，但我不行。」，猛然驚覺我需回到孕育自己的土地，才能做出有血、有肉、有靈魂的建築。

 

出國對我來講並不是去學習一套方法，而是試圖「破解」自己的過程，不斷地打掉自己的限制，重新對台灣這塊生我、養我、育我的土地的人文、地理、社會重新的觀察思考與反省，發現常民駁雜的生活能量下，重新吸取新的能量與養分，不斷地重新建構自己建築新的可能性。

 

畢業多年之後，魔司（當時他受邀的加州建築展在台北當代藝術館展出），他看到了我在阮慶岳策劃的「黏菌城市」展也在當代館展出。我提出的「雜木林美學」的思考與實踐，似乎頗合他的脾胃，當時跟我談論許多他對建築的思考與理想，並給我建築有許多剴切的提醒與建議。

 

那次的震撼教育，讓我深刻瞭解到霍華德所說的話，我最終必須回到原鄉，回到屬於自己母體的文化。「要超越，就要跟天地學習，人要跟自然連結在一起，那麼不用充電，自己就會是一個發電機。」。東海大學與南加州學院，這兩次重返校園的生活，讓我接觸到不同的建築教育及文化氛圍，站在東方傳統與現代文化的基礎上，讓我以更高的視野重新解讀台灣多元、複雜、渾沌的文化場域。及對台灣的歷史、文化、社會、環境和常民生活駁雜的生命能量，再次的體驗、覺知、思考與反省。

 

我常常這樣提醒我自己。建築與行動避免慣性的思考，捫心自問是否經過抵抗與懷疑的通道？即使最後回到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