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草]

 

「記憶像沙河，源源不絕」，廖偉立建築師的創作思緒，就如同他《夢.通霄》自述書裡的這句描述一樣，像故鄉回憶裡的故事與經驗不斷湧出，重疊與交織，直觀化為一張張澎湃的設計草圖。這個幾近直覺、感性的設計發想過程，卻是建立在深厚的現代建築語言的理性秩序與知識之上，游刃有餘同時積極辯證的內在探索，透過草圖的自我觀照，廖偉立探尋著建築的片斷與整體、直觀與客觀、意象與意境，直到看見抽象的形體與實存的空間中浮現人與環境自在的對話關係，建築，才從此誕生。

 

在他一次次草圖思考的嘗試過程中，可以觀察到他並不著眼於單一尺度、單一問題的線性思考，而時常在一張草稿的有限版面裡，同時來回並置地琢磨著配置、平面、剖面、立面、透視、細部等各種視角與尺度的關係，這些介於設計圖示與水墨畫作之間，充滿意像式的迷人空間線條或水彩渲染，以一種輕鬆的漫遊姿態，自在地往返於微觀/巨觀、想像/真實、理性/感性的邊界，嘗試探尋著基地涵構、空間佈局、感知經驗、材料相接、意象表達等，不同層次間建築特質的共感連結，試圖接近他所信仰的建築對話本質。

 

這個往復觀照、挖掘可能、建構關係的綿密草圖發想過程，如同書寫般將抽象性的空間語言，層層疊疊地鋪陳出場所性的日常感知文本。也因此，充滿獨特的形式氣韻，卻又顯得融入日常而素樸，是身處於廖偉立建築師諸多空間作品之中的雙重感受。時而遊走、時而駐足，總是能在精心安排的漫步路徑上，讓光線引導身體與視覺的流動，瞥見時間與空間交會的痕跡，覺知生活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愉悅情緒。這樣的空間境界，來自於廖建築師對於建築與環境關係的殷切自省，以及安身立命的恆常追求，而驅動著他投注巨大的熱情與信念，來聯繫土地與記憶在獨特的時空脈絡下，所迸發常民可以感知的空間意念與居住詩性的創造上。

 

草圖，開展記憶與想像的網，捕捉著空間意念的浮現。

草圖，凝聚思想和對話的文本，指引著建築詩性的書寫。

 

[承.形]

 

若草圖是他建築成形、尋找關係的關鍵方式，廖偉立建築師清楚地理解他的目標，是透過建築設計實踐裡空間生成的複雜有機體，來表述與吸納台灣這個海洋島嶼的真實狀態與能量，才能從認同與轉化自身的地方價值，真正與世界開啟相互理解的平等對話。而他長期觀察所認知這片土地的人文歷史、社會活動與自然環境，是「多樣、混雜、衝突與流動」的，是多元差異能量相互衝突而融合的變動過程和結果，因此，他採取了「雜木林美學」作為指引建築思想的回應策略。其中的核心概念是直觀和有機的繁衍，不同的物種之間能和平共處，共同發展，這種形式語言上，也在概念思想上的「歧義共存」表徵，可說相當近似於音樂形式或是文學體裁中，所發展出的「複調性」結構。

 

借用其中最清晰的文學論述與詮釋，是俄國文學評論家巴赫金曾借用「複調」(Polyphony)這個盛行於巴洛克時代的音樂學概念，來評論大文豪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文本，並提出「對話性」(dialogism)與「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的理論視角，認為 “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聲音組成真正的複調——這確實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的基本特點。在他的作品裡，不是眾多性格和命運構成的一個統一的客觀世界，在作者統一的意志支配下層層展開。這裡恰是眾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識連同他們各自的世界，結合在某個同一事件下，而相互間不發生融合。” 相較於多數小說創作文本，多以作者自我意志為主體，而小說主角為客體的方式貫串整個作品的敘事，但巴赫金強調杜氏小說中複調性的多元差異並行，作者的聲音與小說主角的聲音互相重疊，誰也不壓倒誰，在爭論、質詢和對話中，構成了叙述話語的複調或多聲部，不再「扮演作品的上帝」的作者，從中經歷到自覺意識的實現(自我發現)過程，「是在作者的自我與主角的他者的對話與交流過程中實現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書寫作者的自覺意識與主角的自覺意識不可或缺，相輔相成，在主體間對話中達到自由的境界。」

 

杜氏小說文本書寫作者與角色主客關係的辯證與對話，正是廖偉立建築中希望建構設計者(作者)自身形式表達的精神意涵，同時將創作的空間關係留給居民/使用者(角色)經過生活體悟與日常經驗，隨時間逐漸發現各種凝視、偶遇、碰撞、對話與理解的可能。而「複調性」的歧異共存，則給予了更積極地發現隱藏在空間裡的日常，各種主體(人、建築與自然) 交會連結的這些可能，也給予了建築空間與形式對於精神性建構與啟發日常想像的各種在地化的豐富解讀。

 

若持續從這個觀點，來觀察過去廖偉立的許多創作作品，從建築思想到設計語法中，可以疏理出「空間」與「構築」兩個語言文本的複調書寫：

 

一) 空間複調 - 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場所感 (Displaced Places)

 

建築空間內容（program)一般而言指涉的是特定功能和行為，當沙利文(Louis Sullivan)提出「形隨機能」而成為現代建築奉為圭臬的準則，空間形式就普遍被認為是為了容納與反映出特定的使用目的而存在，因而機能主義者相信建築的核心單純是機能使用性，加上建造效能的合理性組合。然而，在廖偉立眼中，形式與機能的對應關係並非特定不變，兩者間應該仔細地回應基地場域中各種可見不可見的流動關係，構築出能注入饒富多樣的對話可能、感知活動、空間記憶的媒介場所。例如彰化王功生態景觀橋、板橋遊龍人行天橋、北港天空之橋(與糖鐵綠廊)，橋不僅僅是跨越兩地的連結動線，而更是與環境氣候和人文歷史相生相應，以結構地景、休憩平台、漫遊路徑或任何使用者各自詮釋等不同姿態相互交纏而長出的有機複合體，橋已經超越的原本的功能，成為模糊不定又流連忘返的場所存在。又如台中救恩堂與忠孝路教會，積極地打破聖與俗之間的二分界線，一方面盡量提高量體開放地面層，連結引入都市街道形成內外通透的活動延續，增加場所的公共性，另一方面將主堂聚會空間置於頂層，採取獨立的鋼構金屬板幾何量體，擬仿並融入台灣城市混雜有機的鐵皮違建所形成的天際線，主堂(神性表徵)與頂樓違建(日常表徵)的並置對話，以衝突/矛盾的辯證關係來呈現聖俗並存的精神意涵與場所生命力。

 

顯然，這些藉由機能活動、隱喻表徵的意義解構再重構，是廖偉立建築思想脈絡裡頭傾向於以歧義代替定義，模糊取代純粹的「複調」表現，也是他刻意偏離西方現代主義主流，避免抽象確定的排他性，而包容多語駁雜的地方性的價值追求。或許這一點可以直接連結上60年代美國建築師與理論家范裘利(Robert Venturi)，以《建築的複雜與矛盾》的觀點中批判現代性的立場，Venturi 在書中宣稱 “我喜歡混合而非純粹、妥協而非乾淨、扭曲而非直線、含糊而非清晰....不一致和曖昧而非直接明白等語彙。我喜歡混亂的活力甚過於清晰的整體，也包容無法合理描述及說明的雙重性。....我寧可接受「兩者皆是」(both and)，而不是「兩者中的任一」(either or)”，Venturi 這種亦此亦彼的「雙重性」(doubles)論述，並熱衷於「日常生活」真實，根據環境周遭來調整設計的建築/都市設計方法學，概念上與廖偉立的複調或「不僅是 (not only)...」思想有著某種程度的近似性，皆嘗試藉由非慣例的手法去組織習以為常的材料元素，建築師可以在融合的整體中創造全新的意義，修改和增加常見的元素到其他常見的元素，熟悉的事物出現在不熟悉的涵構中，將涵構扭轉，空間因而被感知為亦新亦舊的事物。 

 

然而，與Venturi的複雜矛盾建築觀有很大的區別是，骨子裏仍是現代主義的廖偉立並不喜歡轉譯建築(歷史)「符號」形象，僅用空間、構築、材料的對應關係來完成地方性的書寫，也不刻意抵抗現代主義的部分特質 (如室內外空間中的連續性與透明性)，仍在地方與國際樣式間選取了一貫模糊包容的態度。

 

二) 構築複調 - 多義共生的材料辯證 (Plural Purity)

 

除了空間的內容形式以外，屏棄單一的建築語言，喜愛同時運用混凝土、磚造、鋼構與木構造...等，進行多種材料與構造系統刻意的碰撞與混合，是廖偉立作品中常被忽視甚或批評的明顯特徵。雖然形體、空間體系和構築語言的單一性（singularity)與同質性(Homogeneity)，能避免設計與施工過程介面處理的複雜度，也是一種建築容易辨識或感知的美學品質，但廖偉立在面對建築材料形式上，卻刻意相反地採取多語歧異的並存策略，來一定程度反映出台灣環境「各自表述」的複調有機秩序和生活真實，並「因地制宜」地透過不同建築形體與構築方式，適應並體現風、土、雨水、陽光的環境變動。然而，直白轉譯或拼貼台灣的常民調性，或僅僅克服材料、構造與結構面對環境的合理性問題，並不足以滿足他期待與土地環境積極對話的企圖。廖偉立對於構築性的建築思考，有一套往返於複雜/純粹、局部/整體、空間/時間之間的辯證體系，內在包含現代主義處理材料工法精確邏輯性的誠實自律，外在尋求差異性的材料系統在短兵相接的構築實踐中，以設計巧勁與美學技藝，來化解衝突而產生空間內涵的視覺張力，從寫實的物質建構中迸發寫意的經驗感知。

 

救恩堂的清水混凝土基座托起鋼骨框架與金屬版立面主堂，以材質輕重對比暗示聖潔與俗世、紀念與日常以及活動和靜謐。忠孝路教會與礁溪教會內部以鋼構、木構交織並置形成大跨距聚會空間，在理性明快的(人工)結構模矩中注入感性溫潤的(自然)觸覺質地，外部則顯露銅/金屬板屋頂與磚造外牆的並置排列與錯置拼貼，在創造出構築幾何分割韻律之同時，也留下不同時刻傾瀉流經的光影，渲染出漸層蛻變或明暗對比的變化質感。同樣的，毓繡美術館主館量體則嘗試混搭清水混凝土、青磚與玻璃，在粗糙與光滑的對照關係中，材料自身與構築方式亦在寧靜中吸納了分秒變化的風光水霧，融合與映射基地環境與自然幻化的低調質感，建築在空間中留下時間的痕跡，在複雜的材料複調中體現了光與詩性，訴說說著自然循環不息的純粹永恆感受。

 

[轉.意]

 

上述建築空間到構築思想的歧義與複調美學，深刻地印證了廖偉立作品中對於破除既有建築類型與格律，以建築書寫一種屬於地域性，但又嶄新而包容的「新原型」(New Prototype) 的強烈企圖，不論是地方性格強烈的地景系列作品，如早期的「東眼山自導廁所」，讓微小不起眼的方便行為仍能感受野地的輕鬆自在；「彰化王功橋」及「北港天空之橋」建構出建築接觸土地時謙卑卻又充滿張力的嶄新姿態，在「是橋非橋」的移動路徑上不斷改變身體與視覺的感知經驗，俯拾串起對於自然環境、對於聚落生活的細膩體察；或者教堂系列的「台中救恩堂」，在高密度的城市空間中，垂直性地透過虛實、光影引導來融合社區(人性空間)與教堂(神性空間)，找到靈性場域與常民生活「聖俗並存」的可能；而山林中的「毓繡美術館」，則內外翻轉了美術館常見的封閉白盒子，結合中國園林以徑馭景的漫遊意境，化整為零地將空間退隱到山林中，沒入至地景裡。

 

這些「原型」都在尋求一種讓人透過建築看見環境本質，喚醒人立於天地之間的生命感知經驗，進而能體察萬物、尊重自然。若說拙劣的設計使人困惑，普通的設計讓人習以為常，優異的設計啟發人的靈性悟性，每一次尋找關係與脈絡的嘗試，都是一次自我的挑戰與冒險。廖偉立建築師藉著不斷的省思與辯證，試圖在設計上將物質的精神性真實顯明，轉化在地的日常為普遍的詩意，這種強烈的自我辯證性格，在混沌雜亂、不斷碰撞擺盪的狀態中，逐漸梳理出一種在動/靜、中心/邊緣、精準/隨性、多樣/統一、短暫/永恆兩端的平衡秩序，這兩端拉開愈遠，愈顯出作品的渾厚張力，給予人在綿密的時空網絡中，一個重新觀看與認識的立足點。

 

然而，若單從廖偉立以AMBi Studio的事務所名稱開業至今的作品綜合觀之，他的建築語言如他所設定的渾沌模糊(Ambiguous)，直觀上依稀可辨西方建築流派的各家套路 (現代主義的誠實自律、結構主義的理性辯證、解構主義的破格奔放、後現代主義的複雜矛盾，與極簡主義的沈穩內斂...)，但又不匡限於這些既定招式，衝撞與融合的曖昧呈現，使得作品呈現一種常讓專業者與評論家難以辨識解讀的困惑，相較於多數當代的建築師，選擇這條建築內省(尋根)與外求(尋道)的拼搏路徑，一方面投注於捕捉台灣環境多樣駁雜、甚至難以名狀的文化狀態，另一方面又未忘卻追求空間永恆的超越價值，有意識地抵抗易於辨識的風格形式或構築語言，折衝與掙扎之間，他的「渾建築」作品放諸於台灣、亞洲或世界的當代發展脈絡中，似乎顯得更加難以被放置其位置，就像是現代主義地域性實踐的邊陲旁枝，似乎注定孤身而行。雖說如此，自詡「唐吉軻德」與「宮本武藏」，集「蠻牛」與「俠客」於一身，他見自己與見天地的樂觀與欣然，使他堅持走孤獨的道路的同時，卻又透露出「無我」與「捨得」的輕巧， 

 

舉重若輕，是我對廖偉立建築師作品的終極理解。投注於創作與實踐過程中無比的專注、熱情和洪荒之力，最終成就的是，讓空間裡的生活日常，能感知一瞬間孤獨的靜謐，嗅到一把土地的氣味，偶遇一絲生命的靈光，建築，或足矣。